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且不平衡，许多人担心发达经济体长期停滞不前，以及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产出增长放缓。在这种环境下，人们越来越关注结构性改革（广义上将所有改革都包括在内，以便更有效地分配资源）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虽然大家有一个共识：认为结构性改革可以促进增长，但也有人担心某些改革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现象。显然，改革既产生了“赢家”，也产生了“输家”，也许是输家的反对，使得改革难以在政治上实施。
知网查重网小编通过大量详实数据，我发现在国内金融改革、资本账户开放、法制、经常账户开放等6个方面，对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在改革、增长和不平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在对中国论述中，作者指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了贸易自由化和国内金融部门改革。网络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在改革进程中已经晚了很多，通过实例研究确定了中国在2001年推动前者，在2005年后推动后者。经验证据表明，贸易和金融部门改革最初会产生巨大的增长影响，但这种影响随着后来改革变得缓慢，证据显示：慢慢不平等程度增加。随着后来改革的分配后果加强，其影响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众所周知，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取得了显着的增长，使数千万人摆脱了贫穷。与此同时，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沿海与内陆省份之间差距过大。有证据表明，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的进行，这种分配的影响将会增加，通过再分配和其他手段，需要采取措施遏制其不利影响，包括增长本身。亚洲许多其他遵循类似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近几十年来也经历了类似不平等加剧情况。
我们组织了一个有着广泛改革指标的大型跨国数据集，来研究改革，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总体关系。我们普遍认同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共识。但是，改革也会造成分配不公效应，从而减少增长。我们发现，增长和不平等程度因改革具体内容而异。金融和资本账户自由化似乎同时增加了经济增长和不平等，经常账户交易自由化的一些措施也是如此。旨在加强公正性和坚持法律制度的广泛体制改革不会导致这种权衡—这种改革有利于增长，也不会加剧不平等。文章对集体谈判和产品市场改革提出了更多的初步结果，因为这些领域的数据质量较差，而且由于统计结果本身不太清晰，这意味着集体谈判的分权可能会增加不平等而且没有提高增长率，而电力和电信部门的网络自由化似乎产生微不足道的增长收益，却可能增加不平等。